更新时间：2022年12月23日
西安兵马俑即将迎来“锦绣西域•华美之疆——新疆文物精品展”，感兴趣的观众可在展出内前往一睹为快，具体的展览板块如下：
一、丝路雏形
(一)青铜与彩陶的对话
从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来看，遗址遗迹中的青铜器和陶器乃至石器往往同时伴出，表明新兴技术与传统技术同时共存的状态。在历史的时空和地理的坐标中，青铜与彩陶在绿洲与草原上不期而遇。东方与西方的青铜冶炼技术，在古老的西域大地上交流融合，留下了东西合璧的青铜长歌。从玛纳斯、轮台以及南俄罗斯等多地出土的“山”字纹铜镜中，不难看出浓重的中华烙印。从源于公元前19世纪哈密天山北路出土的彩陶中，不难发现新疆境内发现年代最早的这批彩陶，与河西走廊同时代的彩陶同根同源。就这样，烙印着中华符号的文明，在天山南北深埋文化的种子，沐浴千年春雨，早已茁壮参天。
(二)农耕与游牧的交流
考古研究揭示，多样化的生态环境条件，多元化的族群及文化传统，孕育了先秦时期新疆多姿多彩社会经济发展面貌:社会经济以农业、畜牧业为主，绿洲早期农耕文明、规模化畜牧业逐步形成，部分已经出现黍、粟、小麦等作物的种植和技术传播;天山以北地区的草原地带，游牧、畜牧业经济特征显著，马的驯化技术在距今3000年前后趋于成熟并得以推广，木轮车在哈密地区开始出现;天山东部、西部地域矿冶技术有了发展进步，距今3600年伊犁河谷的先民最早将煤炭作为燃料应用于生产和生活。毛纺织、皮革鞣制、制陶等手工业技术趋于专业化发展。考古已经实证，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和栗作农业技术的西传，深刻地影响了新疆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来自中亚、西部草原地域的小麦、冶金技术、畜牧技术等文化特质向东方传播交流，在新疆大地也留下了鲜明的物证。
二、丝路华章
(一)凿空西域 令行天山
张骞在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两次出使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同时也加深了中原地区对西域的了解，密切了两地之间政治、经济联系，是西汉统一西域的序曲。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设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郑吉为西域都护府首任都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汉并天下的大一统格局，增进了中原与西域的密切联系，增强了西域各地对汉朝政权的认同，保障了丝绸之路进一步的畅通，奠定了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畅通和拓展，加强了西域诸绿洲与中原、西方的联系以及文化艺术的交融，进一步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隋唐时期，新疆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入多元、开放的兴盛时期。589年，隋朝统一全国，扩大了郡县制在西域的范围。640年和702年，唐朝在西域分别设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后升为安西、北庭大都护府。都护府为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大都护下设副大都护、副都护。安西都护府管辖范围包括葱岭以西、波斯以东、阿姆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北庭都护府统辖范围包括天山以北、楚河以西至里海以南的广大地区。随着唐代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盛，丝绸之路迎来了空前的辉煌。丝绸之路通过西域这一重要枢纽将都城长安与世界连通，引万国来朝。
(二)商旅相继 职贡不绝
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不仅增进了中原与西域的密切联系，更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纪元。西域都护府建立，丝绸之路迎来了第一个繁荣期，从此“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是连接亚洲、欧洲、非洲的重要通道。西域各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艺术繁荣，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各地贸易的频繁，古代新疆分散封闭的绿洲城郭，骤然成为交通孔道、欧亚大陆的热点。随着唐代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盛，丝绸之路迎来了空前的辉煌。丝绸之路把长安和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东起长安西至地中海东岸的东西交流通道上，商旅相继，职贡不绝。“无数驼铃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正是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西域是陆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来自东西方的物质和文化在这里汇集，这不仅加强了唐朝与世界各地之间的交流，而且大大促进了西域贸易活动的兴盛和经济的发展。
(三)汉风儒俗唐韵胡风
随着汉唐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新疆历史进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辉煌时期。汉唐文化在交流、交融中不断整合，在地域上不断扩大，并带有统一帝国的宏伟，呈现出一种兼容的气度。从粉黛仪容到丧葬习俗，我们能看到西域社会发展演变的轨迹，也能想象到丝路西域的盛世风华。从锦、绣、绫、罗、绮、绢、纱到毛蜀、织绣等品类繁多的服饰衣料;从素雅的衣饰到贴金、珠饰、敷彩等典雅华贵的等级之体现;从朴素衣裳之初具到服饰文化礼制规约之创成。可以看出，多元一体的社会联系进一步加强，汉风儒俗在西域得到广泛认同，唐韵胡风在这里交流融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是当时新疆地区文化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
三、丝路梵音
(一)佛传首站 丝路南道的佛教文化
公元前1世纪左右，佛教首先经克什米尔地区传入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沿着丝绸之路南道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和楼兰等地得到迅速发展，并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各地特点的佛教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地高僧辈出、寺塔林立，以佛教经典的诠释、翻译和寺院建筑、雕塑、壁画为内容的佛教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形成了几个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丝路北道有:巴楚、龟兹、焉耆、高昌等;南道有:于阗、米兰、都善(楼兰)等，构成了繁盛的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环形带。西域的佛教艺术极富多元性，既融合了古代印度、波斯及中原文化中的精粹，又有强烈的西域文化特点，并对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文学及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天宫伎乐 丝路北道的佛教文化
龟兹、高昌是丝路北道上的两大佛教文化中心，高僧辈出、塔寺林立，在西域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龟兹是古代新疆佛教石窟数量最多、最集中的地区。龟兹石窟艺术在本地文化基础上吸收印度、犍陀罗和中原等地艺术因素，形成了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以中心柱洞窟、菱格构图、晕染法和线描法、“天宫伎乐”和壁画布局等为艺术特点的“龟兹石窟艺术模式”。高昌佛教于魏晋时期进入兴盛期。9世纪末，漠北回鹘西迁高昌，高昌佛教进入“回鹘时代”。高昌回鹘时期，佛教绘画无论是题材还是技法，都带有明显的中原佛教艺术的痕迹，唐韵胡风影响下的回鹘佛教艺术，见证了高昌回鹘改崇佛教的历史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