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是否低估新冠死亡人数?国家卫健委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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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规模核酸检测取消,中国是否低估当前新冠死亡人数?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12月29日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疫情流行和快速传播期,很难准确判断有多少病死率、死亡率。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只有疫情周期过去后,才能比较精准地判断真正的病死率和死亡率大小,判断一场疫情对人群的危害,特别是对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危害,其中死亡是一个重要指标,中国专家团队和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
“现阶段应该把防重症、防病亡作为优先,这也是防控策略重点调整的体现,把防死亡放在一个非常优先的位置。”梁万年说。
国家卫健委专家梁万年回应“中国疫情防控是否放开太快”
针对中国疫情防控是否放开太快,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12月29日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疫情防控政策调整是基于对病原体和疾病的认识、人群免疫水平和卫生健康系统抵抗能力、社会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三者的判断,现在的调整是恰当的、科学的,也是依法的,符合中国防控实际的。
谈及未来如何防控新毒株,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12月29日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非常关注病原体变异情况监测,也积极参与全球病原体监测工作。一旦发现新的变种,或者变异导致病毒致病力、传播力、毒力等方面发生变化,中国会及时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并在防控方案、医疗救治等方面做好相应的优化完善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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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眼中的河南村庄:一周发烧患者超全年总和 有村民为省钱硬扛
返乡高峰还没来。
湖北省一名年过六旬的村医走在路上,疫情暴发后,她始终坚守在第一线。
在14年的从医生涯里,何云秋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这样忙碌。作为河南安阳某村卫生室唯一的村医,12月中旬开始,每天都有几十个感冒发烧病人涌入她的诊所,没有抗原检测试剂盒又缺医少药的她,显得有些措手不及。
据她回忆,从12月17日到24日,短短一周时间,接诊的感冒发烧患者数量就超过了往年一年的总和。
返乡高峰还没来,几乎全村人都发烧了
作为核酸检测的重点行业,刚放开时,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依然需要两天一检。12月10日,何云秋收到了最后一次核酸阴性结果。接下来的三天,核酸结果都没出,但并没引起她的注意。
12月14日早上6:30,何云秋像往常一样,在家中吃过早饭,就骑电动车去3里外的村卫生室出诊。中午,她突然发烧到38℃,浑身酸痛没劲,只想睡觉。那时,她身边没人发烧咳嗽,也没人阳,不可能是被传染了病毒。因此,她认为自己或许只是感冒,打了两针退烧针,吃了点药,下午便回家休息了。
第二天醒来,感觉身体好些了,何云秋又接着出诊,一天没什么人来看病。直到12月16日,她突然发现情况有些不妙,一天来了十几个人都一个症状:发烧!来一个39度,再来一个也是39度……到17日,情况更糟,她看了30多个发烧病人。何云秋这才觉得,自己可能是阳了,来看感冒的人也可能都是阳了,但她手里没有抗原,也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从12月17日到24日,平均每天要看五六十号病人,她干脆住进了诊所,每天,只有早起能吃口早饭,直到晚6点后,病人稍稍稀疏一点,她才能见缝插针地吃上家人送来的晚饭。那一周,她每天至少要工作12小时,基本每天到晚上8、9点,才能看完最后一个病人。
如果是在平时,一天看五六十个病人还不至于这么忙,只是这次,何云秋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上门输液上。
12月24日,云南瑞丽,由于诊所内挤满患者,部分病人只能选择在自家车内打吊针。
在农村,大部分病人都喜欢输液,认为好得快,但何云秋一直坚持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输液。她认为口服药是最安全的,针剂和输液容易引起过敏等药物反应,副作用也更大。
但到了12月19日,实在缺药,对一些高烧病人,何云秋也开始启动输液了,每天差不多要给二三十人输液。她已经算少的了,其他很多乡镇卫生室基本都是输液。也有一些从市里回来的人,因为市里输液排不上队,所以回村里输液。
村卫生室的输液室只能容纳6个人同时输液,外面太冷,何云秋不敢让病人在外面排队,于是,给输液室6个人扎好针后,她便骑着电动车,上门去给其他病人输液。两小时后,再换6个人到输液室输液。
药房没空调也没暖气,输液用的药水刚拿出来都是冰凉的,何云秋只得给每个病人的袖子上贴个暖宝宝。但这几天,暖宝宝也缺货了。
药品奇缺,药价暴涨
对于即将到来的春运返乡高峰,何云秋其实是有过预判的。刚放开时,看一些大城市很多人感染,她和邻村村医商量要不要进一批抗原检测试剂盒,方便老百姓在家自测。但抗原一箱是600人份,两人担心,如果进来这么多抗原,卖不掉咋办,这一纠结,抗原的事情就搁置了。
两天下来,之前卫生室囤的药就所剩无几,不得不补充库存,也开始着急买抗原了。但到12月17日,每份抗原试剂盒已从3元钱涨到了4.5元,并且只能自测,不能把检测结果上传到国家平台,能上传平台的抗原需要预定,而且在短短几天内,已从每份6元钱涨到9元钱。
这时,几乎每家都有发烧病人,何云秋觉得进抗原已经没有意义了,反正测或不测都是感冒、发烧等症状,也只能开这些药。“不过,不测的话,你也可以说整个村没一个人阳,但是全都感冒发烧了。”她对《中国慈善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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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进抗原,但刚放开时,何云秋有意识地进了一批感冒、发烧药,这是她三年来第一次进这类药物。
按此前的疫情防控规定,村一级卫生院无权接诊发热病人,相关药物也上交到乡镇卫生院了。
等到恢复接诊,何云秋根据疫情前的经验,感冒、发烧、咳嗽,每一类至少进两个品种,每个品种拿一二十盒。一方面是考虑到资金周转。村卫生室自负盈亏,她不能把钱全拿去进药。另一方面,考虑到药物的销量和保质期,避免囤太多造成浪费。而且,在2019年,这个量至少够她卖半个月。当时,她还很乐观,觉得即使会出现大面积感染的状况,也只会在春节前的返乡高峰期到来。所以,备够平时用的药就可以了,没必要囤药。
但两天下来,何云秋进的第一批药就所剩无几了。到12月18日,退烧针剂也不多了,只能留给高烧病人。中低烧的,她既开不出药,也没有退烧针可打。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熬中药汤剂,为第二天备药,连续一周,她和老公每天都要熬药到晚上12点。
何云秋所在的村总共800人,长期留在村里生活的有600多人。其中,有差不多100个老人、几十个孩子,主力是留守妇女。因为附近有个内衣厂,一些年轻女性也得以留在了村里,她们刷短视频看到石家庄、保定出现感染潮,便提前去药店囤了些药,这也缓解了村医务室的缺药难题,对于这些家里有药的病人,何云秋只需指导病人正确用药就行。
遭遇缺药难题的不光是何云秋,据她观察,全镇44个村的村医,在这时都缺药。镇里有一家药品批发公司,44个村卫生室里至少有30个到这家公司进药,稍微去晚一点,就买不到药。加上这家公司的库存也有限,只能从外地紧急调货,药价很快就涨起来了。4元钱一盒的退烧针剂,两天后变成了9.6元;以前5元钱一盒的退烧药,几天之内涨到了5元钱一颗;原来10元钱一盒的药,涨到了60元。
从12月20日之后,何云秋天天都要进药,但等她一天接诊结束,能买到的也多是一些平时医生不怎么用的同类替代药。最后一次进药,何云秋“学聪明了”:不管多贵,常用药,她都一百盒一百盒的进,不常用的,也是五十盒五十盒的进。毕竟,村里在外务工的人员还没返乡,她必须做好准备。
这两天,何云秋所在的村子,病人数量有所下降,但其他稍大一点的村子,高峰依然没有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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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烧后,大部分人选择了硬扛
从12月24日开始,何云秋接诊的发烧病人降到了十几个人,但何云秋并不认为这波高峰已经过去,她只是给大家退烧了而已。
“大部分人都只关心发烧,后续的咳痰、口苦、恶心、呕吐、胸闷、嗓子疼等症状其实依然很严重,很多人吃不下饭、起不来床、上不来气,只是大家都选择在家躺着硬扛,或者喝点葱水姜茶对付一下,只有少数几个实在扛不住的,才来找我。”何云秋这样描述村里的现状。在她看来,农村人普遍舍不得花钱,加上现在缺医少药,看病成本也高了。以前,她给人打一针只收7元钱,现在随着药价飞涨,也涨到一针14元。每天要打两针,至少连打两天,光打针就要56元钱。很多人舍不得花这个钱,烧一退,就开始将就、硬扛。还有些人闲不住,烧一退就下地干活,导致反复发烧。
何云秋现阶段最担心的,是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重点人群。找何云秋看病的老人占到她接诊病人总数的1/3,虽然目前还没出现特别严重的症状,但老年人普遍比年轻人的症状严重。
最近,村里去世了两位老人:一位69岁,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占齐了,做过心脏支架手术;另一位70岁,发现骨癌不到一个月。在给冠心病老人做死亡登记时,何云秋听家属说,老人在外地感冒发烧了,看着情况严重,儿子就给他挂着氧气一路送回村,一到家,人就去世了。
“我们对病毒的认识还是太有限,少数人实在扛不住来找我,但有些后续症状,我也没办法。”何云秋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何云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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