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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岁男子入境返深探望生病母亲,不到半小时的路程用了3年

来源: 更新时间:2023-01-08 17:28:35
The Beginning

南都讯 记者陈文才 1月8日早上,戴着口罩、鸭舌帽的曾先生独自一人在文锦渡口岸右侧休息区的凳子上坐着。要不是因为袋子上那朵玫瑰花,记者无法注意到他也是刚刚回到“家”的人。



曾先生

不久前,曾先生听说深港要恢复通关,他立马就申请了。几乎在同一时间,他接到深圳医院的电话,得知自己的母亲生病住院了。这加速了他回家的步伐。



文锦渡口岸

8日,曾先生起了个大早,乘坐跨境巴士前往文锦渡口岸,他独自踏上回家的路,“一路都不用走路,都有车坐,通关的速度比以前快了不少。”不到半个小时,他走出口岸,安静地坐在石板凳上等待外孙女来接他。这是今年75岁的曾先生三年来头一回跨越口岸回到深圳。

曾先生说,他准备一会儿就去深圳市中医院,唯一让他欣慰的是“医生说,老人家的病情不算太坏”。他还计划过几天回老家新会一趟,“好多年没回去了,想家了!”曾先生说。

延伸阅读

在港女子:去年从香港回上海,我用了8天时间,花了三万

2023年1月8日起,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不再对入境人员和货物等采取检疫传染病管理措施。

在过去将近3年里,疫情爆发、航班熔断、一票难求、 24/48/72小时核酸证明、14天、7+3隔离,不断的突发情况、不停调整的政策,让在海外求学、工作生活的华人,常常望洋兴叹,家人团聚、国际差旅变得困难重重。

有些人默默承受了三年的亲人思念之苦;有些人千辛万苦,终于打通了回乡路。界面新闻采访了几位在疫情期间试图奔赴漫漫归途的海外华人。

从2020年1月20日实施新冠病毒肺炎“乙类甲管”,到今日正式放开入境管控,历时1084个日夜。他们紧张不安、惦念不舍、无奈艰辛的个人经历,终将定格在历史的瞬间。

“外公外婆不住在南京,住在手机里”

章早立和朱毅荣夫妇住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疫情前,他们每年都会利用假期回国看望父母,或是接老人来美国住几个月。


资料图

2019年,夫妻俩迎来了第二个孩子,因为新生儿旅行不便,他们计划等来年女儿满周岁再回国,不料这一等就是三年多。

夫妇俩起初想把父母接到美国,外公外婆也是见外孙女心切。但2020年美国迅速出台禁令,禁止14天内曾到过中国内地的非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入境。夫妻俩只得改变计划,准备等疫情稳定后再回国。

“那时还抱有幻想,以为跟03年非典一样,很快就会过去,没想到后面越来越难。”章早立回忆。

“登机前7天就要到达底特律,入境后在落地城市隔离至少14天,回到老家还要再隔离14天,我们根本攒不出这么长的假期。”朱毅荣说。

章早立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从未如此渴望回家,三年见不到面的亲人在大洋彼岸相互惦记。

“我们在这边天天担心父母被封控,他们年纪大了,什么行程码、健康码都搞不明白,也不会网购,生活物资怎么解决?父母在国内也天天担心我们,新闻总说美国水深火热,他们怕我们在这里感染了、日子过不下去了。”

时间飞逝,女儿会走路了、会说话了,上幼儿园了。和很多在国外出生的“疫情宝宝”一样,女儿还没回过国,外公外婆只是视频电话里的陌生老人。

有一天,章早立说起故乡南京,说起她从小生活的家,女儿突然打断她:“外公外婆不住在南京,他们住在手机里。”

“我一下子就很难过。”章早立说。

所幸,他们现在可以准备今年夏天带孩子回国,女儿终于可以见到在南京的外公外婆了。

“2020年一整年,为了家人回国,我不停与政策赛跑”

在旧金山工作的郁育葱,自从2020年送走春节来小聚的父母,自己迄今还没能回国和家人团聚。

而2020年为了送母亲回国,他几乎一整年都在和政策赛跑。

2020年春节过后国际旅行还正常运转,看着美国的感染数字一天天上升,郁育葱的父亲考虑工作原因先行回国,而刚刚退休的母亲希望再多陪儿子一个月。

万万没想到,就在父亲回国两天后,回国航班锐减,母亲购买的3月份航班被取消了。

3月份,美国疫情刚刚开始,口罩等防护产品产量低,基本买不到,国内的亲友开始东拼西凑给他们寄口罩,但国际物流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半个月10个N95和医用口罩漂洋过海才拿到。


网络图片

先一步回国的父亲那时候打电话,全家在电话里讨论的话题只有两个:“寄的口罩到没到?”、“改签什么航班?”。本来郁育葱和母亲还想等一等旧金山直飞,不考虑洛杉矶出发。而焦急的父亲则坚持“赶紧先回来,还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果然,随着政策进一步收紧,国航只有洛杉矶飞北京这一条线,一周一班,座位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他们已经不再考虑起飞日期,只要能改签成功就行。

3月、5月、8月,此后几个月里,“改签”就成了郁育葱工作外最重要、最头疼的事。

他先改签到5月,心想说不定到时候情况就没有那么糟糕了。然而,形势却不遂心愿,4月份他就得知预订的航班没希望按时起飞了,只能继续往后改签。

国航改签必须拨打国内客服电话,当时咨询国际航班的人非常多。为了错峰打通,只能抢在国内客服上班的时间点打进去。

由于时差,一到美国晚上十一点,郁育葱就开始一遍一遍地拨打客服电话,排队等待的音乐成为他无数个不眠夜的背景音。

但后来不管打进去几次,客服的回复永远都是“您选择的航班空位已全部售出”。

所幸,在3月的航班被取消时,他同时购买了一张1000美金左右、2020年10月的远期机票做两手准备,这架航班最终没有被取消。

在等待回国的8个月里,郁育葱白天忙碌上班,母亲就一个人孤单在家,只有每隔三周母子俩会去趟超市采购生活必需品。那段时间手机里母亲的照片都是出门买菜拍的,没有什么旅游照。

临近10月,当时从美国回中国需要72小时内的两个核酸阴性检测报告,但美国医院只能保证5天内出核酸结果。为了确保在规定时间内拿到结果,郁育葱特地请了一天假,驱车带着母亲前后跑了三家美国医院和一家私人诊所做核酸。

为了确保不在归国前夕感染新冠,他和母亲在航班起飞七天前就不敢出门了。即便是去做核酸在室外都很担心,打开车窗医护人员就会帮忙采样。

“每次拉下口罩都很紧张,感觉空气里都是病毒。”郁育葱说。

拿到核酸报告,已经只剩不到24小时让他们上传报告、填写申请,等待人工审核批复“防疫健康码国际版”绿码。

第一次上传核酸得到却是红码,旧金山领事馆电话打不通,离起飞时间越来越近,绿码却迟迟申请不下来,郁育葱和母亲的心理压力达到了顶峰。

终于通过邮件得到回复,再次核对材料上传,才拿到绿码,母子俩手套、面罩和两层口罩全副武装先飞到洛杉矶。

在洛杉矶机场,看着母亲进入安检通道,郁育葱长舒了一口气,紧绷的神经放松后,他突然心头一酸,“下次再见母亲,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现在政策放开,尽管国际机票还很高,但郁育葱知道只能靠电话视频和家人沟通的日子快结束了,老板也和他说今年有机会让他回国出差。

“从香港回上海,我用了8天时间,花了三万元”

在疫情爆发前,内地往返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港铁东铁线串联深圳与香港,从罗湖口岸到九龙红磡,只需40分钟左右;如果乘坐高铁,从香港西九龙到深圳福田只需15分钟。许多人甚至选择“深港生活”,即住在深圳,每天过关去香港上班。但在新冠疫情持续期间,香港与内地实施出入境管制,政策一再调整,入境之路变得异常复杂漫长,需要大量时间、精力乃至运气。


资料图

蒋丽敏在香港一家金融机构工作,平时和母亲住在香港。去年6月底,她要做项目对内地企业实地调研,加上祖母在上海离世,蒋丽敏便计划和母亲一起回内地。“那时香港的疫情已经比较稳定,我们也持有有效签注,可以直接回来。”她回忆。

尽管如此,入境政策并未放松。蒋丽敏面前有三条路线:一是经由深圳湾口岸走陆路入境深圳,二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珠海,三是乘飞机直飞内地。三条路线的基本要求都一样,持出发前24小时核酸阴性报告,入境后集中隔离7天+居家隔离3天。

根据深圳市政府的政策,进入深圳需提前预约隔离酒店名额,称为“健康驿站”。每天早上,线上系统会放出几百到几千个名额(不同时期数量有变化),用户必须凭身份信息抢到名额,才能申请入关。

然而,由于黄牛抢号,普通用户几乎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预约。7月起,该系统从先到先得改为抽签机制,希望减少黄牛倒号现象,但依然有大量黄牛用空账号抢占抽签名额。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抽了一个多月才抽到,找黄牛则要7000-10000元一个人,还不能保证拿到名额,所以我后来就放弃了。” 蒋丽敏说。

她也尝试过预约港珠澳穿梭巴士,但更是一票难求:一天6-8班车,每班40个座位,相当于每天只有200-300个名额,黄牛倒票也更加猖獗。多次预约失败后,她也放弃了这个方案。

最后剩下的一条路——坐飞机直接飞回内地,不确定性相对较低,但也是最贵的。当时正值留学生暑假回国高峰,许多学生从海外经由香港转机回内地,机票格外紧张。蒋丽敏先尝试通过各大OTA平台订购直飞机票,始终订不到。

走投无路之下,她只得再次求助黄牛。“当时问到最夸张的价格是3万一张票,过了一周左右,价格才稍微下来一点。”经过多家比价,她前后买到两张从香港直飞杭州的机票,一张13000元,一张14000元。

“飞上海和北京的机票更贵,我感觉浙江的隔离政策相对宽松,所以选择了杭州。” 蒋丽敏说。

在杭州萧山落地后,她和母亲被转运至郊区一家隔离酒店,住了整整8天。虽然隔离政策要求是“7+3”,但最后一天直到晚上8点才被解除隔离,前往高铁站已经来不及,只好又多住了一天。隔离住宿费和餐费总共约3000元,加上机票,这一趟母女俩花了整整3万元。

由于工作需要,蒋丽敏未来还要时常前往内地出差。她期待着通关措施早日简化。1月8日起新政策实施,香港入境人员凭行前48小时核酸阴性结果入境,不再实施全员核酸检测。

“在国内出差一个多月,却始终没能和家人碰面。”

宋既逢疫情前经常往返于加拿大和中国之间商务洽谈。但三年疫情跨国困难重重,导致他只能积攒所有工作安排一次性回国解决。

“疫情前我身边很多供应商和品牌主都会经常去中国交流,堪称中国通,但疫情后这样的交流就很少了,”宋既逢说,“商业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和交流是无法通过邮件和电话建立的。”

2021年,他虽然很幸运顺利回到国内,但整个旅程都充满了不确定性,给商务行程安排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出发前,他担心航班被熔断,担心起飞前感染。即使飞机降落,隔离期间他也不踏实,担心自己这班飞机检测出阳性病例,隔离时间延长。

“当时国内也有多地爆发疫情,行程随时都可能变更,”宋既逢说,“在解除隔离前一两天我才开始预定国内机票。”

由于无法和合作方提前确定时间,宋既逢有几次只能临时跑去对方公司拜访“撞大运”,十有八九想见的关键人物不在,抱憾而归。

更让他唏嘘的是,在国内出差一个多月,却始终没有找到机会和家人碰面。

“我当时在上海呆了两周,老家南京也爆发疫情了,”宋既逢说,“父母年纪大了,出南京需要24小时核酸和各种证明,太复杂他们搞不清楚的。而我一旦进南京,就会被赋黄码,无法登上回加拿大的飞机。”

于是,相隔不到四个小时车程,他也只能继续靠视频和家人沟通,最后遗憾踏上了回程。

2022年6月,宋既逢终于下定决心带着2020年1月出生的女儿回国,让家里长辈见见未曾某面的“疫情宝宝”。

一家三口从多伦多出发,航程在十五个小时左右,还要经停两个小时。由于疫情需要全程佩戴口罩,这对于两三岁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巨大考验。

“我们带了三个行李,其中两个半都是为了孩子准备的。”宋既逢提到,“孩子5天隔离要用的尿布就占了旅行箱的一半。”

两三岁小孩有许多特殊需求,妻子甚至在行李箱里装了一个小电饭锅,考虑在隔离酒店可能需要自己给孩子做饭。还给孩子带足了画笔、绘本、小恐龙等玩具,让她尽量在隔离酒店少些憋闷、少些哭闹。

看到入境隔离政策不断优化,宋既逢买了1月2号回国的机票,带着妻子女儿回家过年。他说,早知道8号免除隔离,就订晚两天的票了。这也是他15年来第一次在国内过春节。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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