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在被任命为国家疾控局副局长一年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洪兵兼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
作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沈洪兵代表疾控体系建言献策，他带来了建设国家级疾控机构海外分支机构的提案。
3月10日，在接受红星新闻专访时，作为分子流行病学专家的沈洪兵表示，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病毒仍在变异，预计还会有新一波的疫情出现，但不必过分担心。谈到中疾控正在进行的系列专项调查研究，沈洪兵介绍，中国疾控中心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摸底感染率、本底抗体水平、监测病毒变异株和“长新冠”等。
进入后疫情时代，对于疾控体系改革，沈洪兵透露，中疾控正在研究调整优化“三定”方案，推动改革发展，突出监测预警、科学研究、国际交流和合作等重要职能，完善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等。
疾控体系改革，人才和经费是最核心的。谈到公共卫生人才短缺的问题，沈洪兵希望加挂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牌子的中国疾控中心，在I类事业单位管理的基础上，参照科研类事业单位设立激励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疾控局副局长、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沈洪兵
谈疾控体系改革：
中疾控“三定”方案正调整优化
更加重视监测预警和科学研究
红星新闻：国家疾控局成立以后，中国疾控中心的职责有哪些变化，未来二者怎么分工配合？
沈洪兵：在国家层面上成立国家疾控局，标志着中国政府更加重视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行政管理的层级提高了，职能强化了。
国家疾控局主要是制定以传染病为主的疾病预防控制的规划、政策、法规和行政监督管理等。中国疾控中心更多的是学术和技术层面的工作，主要负责疾病预防控制的专业技术支撑、公共卫生服务、监测预警、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利用、教育培训等。
实际上，国家疾控局成立以来近两年的时间里，主要精力还在疫情防控上面，统筹兼顾疾控体系改革和发展。中国疾控中心围绕中央对疾控体系的改革文件，正在研究调整优化“三定”方案，在保持现有架构的基础上，加挂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牌子，更加突出监测预警、科学研究、全球公共卫生合作等。尤其是，现在国家提出科技自立自强，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要强化战略科技力量的培育，那么疾控体系的战略科技力量在哪里？最主要的应该在中国疾控中心。
红星新闻：如何突出监测预警职能，做好医防协同？
沈洪兵：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了要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如何实现？两个条线，首先要纵向到底，从国家到省、市、县，我们要建立一个上下联通的、实时共享的传染病疫情报告和动态更新机制。
其次，横向到边，一方面是医防协同，要收集医院，尤其是发热门诊和急诊的信息，加强医院的公共卫生职能和传染病预防控制职能。我们要从被动地获取医院报告，变成主动地用大数据和信息系统智慧化的探知和监测。另一个横向是部委之间、不同的体系之间数据信息共享，比如药监、公安、工信、移民、海关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只有打通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和信息壁垒，才能真正实现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
沈洪兵 资料图 图据视觉中国
谈后疫情时代：
最关键是建设长效机制和体系
在人才队伍建设、医防协同机制等进行改进
红星新闻：后疫情时代，如何避免疾控和公卫被遗忘？
沈洪兵：实际上我们疾控人希望，没有重大传染病发生，最好是大家都不要想起来疾控和公卫，把疾病也忘了，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大家把你忘了，说明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做得很好。
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不能总是有了疫情，才发现把疾控中心给忽视了，才发现很多体制机制没有理顺，才临时性地给予一些物资或经费投入。
最关键的是建设软硬件投入长效机制和体系，来保持我们的人才队伍和能力。如果疫情过了，机制就不灵了，投入就不增长了，硬件设备也不更新了，那就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我想，我们绝不能轻易地把新冠疫情忘掉。我们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在人才队伍建设、医防协同机制、补偿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上进行一系列改进。
谈公共卫生人才：
希望在I类事业单位基础上
参照科研类事业单位设立激励机制
红星新闻：对于公共卫生人才短缺的问题，有什么瓶颈需要破解？
沈洪兵：我们的人力资源储备本就不足，中国疾控中心乃至各个省级疾控中心近年来骨干人才流失严重，主要是因为各级疾控中心保障水平较低，补偿激励机制不完善，体制机制活力不足，缺乏发展动力和人才吸引力。人才和经费是最核心的，如果机制不活，人才是留不住的，人才留不住，能力就会减弱，这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新冠疫情发生以后，各地政府都做了一些改革尝试，山东、上海、广东等地进行了一些激励机制的探索，比如首席专家制、专业人才计划。但多个地方还处于观望状态。
从疾控机构的管理来看，人才建设的瓶颈就在于全国上下没有一个灵活的激励机制。我到了中国疾控中心后，更加体会到没有常态化的人才激励机制的瓶颈。中国疾控中心是龙头，如果中国疾控中心的体制机制改革没有突破，将影响整个国家的疾控体系的改革发展。
中国疾控中心现在加挂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牌子，要加强科学研究的职能，我们希望在I类事业单位基础上，参照科研类事业单位来设立激励机制。
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这些突破的话，下一步我们疾控体系的人才培养是很困难的。
红星新闻：那么，如何探索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
沈洪兵：医师法中，公共卫生医师是一类，临床医师是一类，但一直没有给公共卫生医师非常重要的处方权。从历史上看，学习预防医学专业的人员是可以考国内外医师执照并从事临床工作的。目前预防医学的学生和学临床医学的学生，走的完全是两条路，没有交叉，这不利于疾病防控。
一方面，我们希望公共卫生医师也可以参与到传染病、职业病，以及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防诊治中来，在一些专业领域给予他们处方权，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基层，给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就更有价值。
另一方面，我们鼓励临床医生的学生交叉到预防医学来做公共卫生医师，当然这个比较难，需要有政策和机制。
我们也提出建议，在课程设置和培训上面，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应该前期趋同，后期规范化培训时分化，让公共卫生医师加强临床能力，并试点分类考核给予处方权。
谈新冠专项调查研究：
摸底感染率、本底抗体水平、变异株
进行“长新冠”的调研
红星新闻：中国疾控中心启动的系列专项调查研究包括哪些？有没有做血清学调查的计划？
沈洪兵：我国创造了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这么快度过了疫情的高峰，那么过了以后，我们疾控中心能做点什么？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所以我们组织专家讨论，要进行一些专项的调查研究。
我们之前都是用模型估算人群的感染率，但是基于真实世界的实际数字是多少，是我们想调查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我们现在本底的抗体水平什么样？如果今年5月、6月再有疫情发生，哪些人容易二次感染？这种调查对我们制定疫苗接种策略也有价值。
此外，我们正在进行抗体血清学调查。一方面，我们可以了解人群的过往感染情况。另一方面可以看抗体消长的规律。将来我们还可以对采集到的血清样本进行一些其他方面的检测。
另一个是持续监测病毒变异株的情况。它是不是一直在变化？不同的奥密克戎变异株会不会症状轻重不同？专业疾控人员需要真实的数据，所以我们开展了多个省份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群流行病学调查和病毒变异监测。
还有新冠重症和“长新冠”的调研，有的人新冠过后很长时间，半年、一年还有症状，这样的人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他们的转归情况如何，是我们要研究的。
沈洪兵认为要进行“长新冠”的调研 图据IC Photo
谈后续疫情：
做好监测预警和预案
指导重点人群加强疫苗接种
红星新闻：您是分子流行病学专家，能不能请您从分子流行学的角度预测一下新冠疫情的后续走向？
沈洪兵：实际上，无论是分子流行病学专家，还是病毒学专家，现在大家的意见都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目前来说，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新冠病毒还在继续变异。
首先，不同的学者对我国下一波疫情的预测大概接近，我们现在预计是五六月份，也有人预测七八月份。总体来说，如果没有特别的致病力变强的变异株的话，可以不用过分担心第二波疫情。即使病毒的传播力有所变化，但如果致病力没有增强，在现有的人群免疫水平的基础上，后续它所造成的人群感染和疾病严重程度总体是可控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监测预警和预案，后续我们还会指导一些重点人群和有基础病的人群加强疫苗接种。
谈结核病防治：
大家对它既熟悉又陌生
难点一是耐药，二是缺好疫苗
红星新闻：最近全球结核病防治都有一些反弹，但结核病在我国逐渐成为一种好治的传染病，那么我国防治结核病的难点究竟在哪里？
沈洪兵：结核病是一个老病，大家对它既熟悉又陌生。
结核病防治的难点，一个是耐药，第二个是缺乏保护力良好的疫苗。这两个难点绵延到现在。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了，我们采取了这么大的努力，还有新的结核病疫情发生的原因。
而且结核病通常起病比较缓慢，不容易早期发现，发病的时候往往已经传播给了别人。所以这几年我国有一些新发的肺结核疫情，甚至出现在大学新生中。
结核病防治，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又不知道，为什么视而不见了，为什么知晓率还是比较低？其实个人在预防上，就是保持良好卫生习惯，不随地吐痰，勤通风，营养均衡，所以社会认知是可以提高的。
谈提案建议：
推动建设国家级疾控机构的海外分支机构
红星新闻：作为新委员，今年您带来了什么提案？
沈洪兵：我从策略上提出，推动建设国家级疾控机构的海外分支机构。
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角度的考虑，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公共卫生的国际合作越来越多，比如2014年我国针对埃博拉疫情，在塞拉利昂援建中塞友好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为控制西非埃博拉疫情发挥重要作用，也为我国研发埃博拉疫苗奠定了基础。2015年，我国在坦桑尼亚实施了疟疾防治、血吸虫病防治公共卫生援外项目。2023年1月，中国援非盟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部（一期）项目正式完工。
从国家生物安全的角度，推动建设疾控的海外分支机构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不仅仅是和其他国家共同进行传染病预防控制，更是积极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是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筑牢国家生物安全屏障的重要途径，从而提升重大传染病预防控制能力和公共卫生全球领导力。
所以我希望，外交部能够牵头协调多部门推动这项建设。
红星新闻记者 胡伊文 赵倩 实习生 牛秀敏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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