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大陆“奶粉购买大军”让“限购潮”席卷全球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内地民众对国产奶粉信心降至谷底，外国品牌奶粉便成了不少父母的首选，伴随着巨大的需求，中国的奶粉进口量激增。专门在国外购买奶粉再转运至国内的“代购”和“水货客”也成了一个新的行当。面对中国 “奶粉购买大军”，不少国家和地区都针对本国零售奶粉出台了限购措施：
2012年6月，美国的Target、Walmart等大卖场发布了奶粉限购5至12盒的限购令。
2012年9月，作为世界主要奶源地的新西兰也开始限购，当地的部分超市甚至贴出中文标注的“奶粉一人一次限购两罐”的限购令，不过历经两个多月的整顿后，新西兰政府最后又解除限购令。
2012年10月，澳大利亚的多家大型连锁超市、药房也贴出中文限购标示，规定每人限购3罐。
2013年初，德国的大型超市DM对当地的婴儿奶粉特福芬和喜宝等实行了限购，每人限购4盒。
同样在2013年初，荷兰商业企业也进行了自发的限购，当地各大超市、百货店、药店购买奶粉，每人限购从1罐到3罐不等。
2013年1月，澳门特区政府宣布将优先接受澳门居民登记购买奶粉，借此保证本地居民可以购买到奶粉。
香港超市婴儿奶粉货架处张贴的限购提示牌
2013年2月，香港特区政府计划修订《进出口规例》，规定成年人每人最多可带1.8公斤奶粉出境。较之其它限购令不同的是，香港是通过修改法条来强制限购的，且香港一贯对进出口违规处罚十分严厉。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进出口（一般）规例》，违规者可判200万港元罚款和最高7年监禁。
2、面对中国大陆剧增的奶粉需求，“限购潮”有其合理性
部分婴儿奶粉是生活必需品且生产周期长，应对短期内销量猛增只能限购
一方面，婴儿奶粉并非纯粹意义的普通商品，作为母乳的替代品，在母乳不可保障的情况下，婴儿奶粉就成了婴儿的基本生存必需品。特别对初生到6个月大的婴儿来说，这个阶段的婴儿只能喝奶粉，不像稍大的孩子还能吃辅食，无奶粉对于婴儿而言意味着断粮。
网友绘制的中国奶爸奶妈眼中的世界地图
另一方面，从源头上来说，由于对国内奶制品安全的担心，中国民众认定的优秀奶源国如新西兰、澳洲、荷兰等地，资源有限，在现有奶牛数量下，即使奶粉厂商继续加大马力生产，也无法满足需求的全部增量。而奶粉业还有特殊性，要增加产量，同时保证质量，只能容生产厂商一段时间，使其增加奶牛数量，提高生产线产量。
需要补充的是，中国每年出生约1700万左右新生儿，面对如此巨大的需求所催生的中国奶粉“扫货”大军，在短期内优质奶源地奶粉产量也不可能以迅速提升的情况下。不少国家或地区出于保护本地居民婴儿用奶安全的考虑，采取短期限购措施也是合理的（由于关税，优质奶源地的本国品牌更有价格优势，所以限购多限于本地品牌奶粉）。
欧美婴儿奶粉包含政府补贴，抢购等于抢福利，当然会限购
在欧美，部分婴幼儿奶粉作为特殊群体的生活必需品，一直是政府补贴的对象，这就使得欧美许多国家的奶粉价格比国内低很多。比如，荷兰是为了鼓励生育，会给予婴幼儿产品很多优惠待遇，同样一罐荷兰美素奶粉，国内市场与荷兰市场价格可相差百余元。在英国，奶粉属于福利性食品，政府补贴力度更大，以惠氏在英国销售的Sma1阶段900克奶粉为例，价格约合人民币101元，而国内同品牌下的售价则为248元。在美国，婴儿奶粉虽然售价昂贵，但美国政府也会对孕妇和婴儿提供每月数十到数百美元的补助。
所以，与奢侈品等其它消费不同，愈演愈烈的海外奶粉抢购潮其实变相抢食了这些国家给予本国婴幼儿群体的优惠补贴，势必引发当地纳税者的不满，从而使得相关政府机构对奶粉下达限购令。
3、用“真限购”去解决“奶粉荒”的伪问题是矫枉过正
理性的看：“奶粉荒”在香港就是个“伪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前文提到的销量猛增而导致本地奶粉被“扫光”的情况在香港并不存在，香港本身不是奶源地，也没有关税。对香港市场来说，需求量增加就会拉动进口量增加，虽然部分品牌到货会有滞后，但整体上并不存在出现奶粉荒可能。通过香港统计出的奶粉进口数字也可以看到这种需求增大导致供应增加的关系，2008年香港进口奶粉1.51万吨，到了2012年上涨了194%，达到了4.44万吨。香港市场反应的灵活，藉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香港也确实没有出现真正的“奶粉荒”。对此，业内人士港九药房总商会理事长刘爱国就曾表示：“香港大多数品牌奶粉都是有货的，只是少数几款婴儿奶粉供货不足。”刘爱国还称，“已经获得惠氏等多家供应商的承诺，供货量能满足所有香港婴儿的需要。”对业界的说法，香港特首及相关官员也是首肯的。…[详细]
但另一方面，内地扫货客的确干扰了港民的生活，令港民反感
满载奶粉而归的内地扫货客正在排队等待通关
根据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主任雷鼎鸣的分析，除部分品牌奶粉缺货外，另一个令香港民众感到刺眼的原因就是不少人蚂蚁搬家的采购方式，大陆游客和“水客”不是大规模的运输，而是采用效率低下且扰民的运送方式。香港地铁推行的收紧行李重量限制（由32公斤下调到为23公斤）的措施，就是为应对这一问题。
而且在雷鼎鸣看来，问题不在市场是否被巨大的需求扭曲，而在转口的模式落后。若可以增加婴儿奶粉转口的效率，不致造成扰民的话，问题就会有所缓解。
此外，一些香港人会被少数人的极端行为影响，把对走私者和“水客”的恨，加到普通游客身上；还有部分港人不愿内地客来买奶粉，原因也不一定是自己需要奶粉，只是对“赴港生子”等一系列事件的又一发酵，是对内地客抢购各种日用品、挤占当地人生活空间反感的延续。在奶粉限售政策上，这些人也显缺乏理性的考量，只是抵触情绪占主导。
香港人隔空向白宫请愿，请求“国际援助”应对“奶粉荒”
这种不理性甚至延伸到了国际舞台上。在美国白宫网站上，甚至有过万港人隔空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请愿，这封请愿书被发布在美国白宫官方网站的We the People联署网页上，题为“香港婴儿大饥荒爆发，请求国际援助”。不但标题夸张，请愿书里的内容也十分离谱“我们要求国际援助，帮助香港婴儿面对可能即将到来的营养缺乏。”足可见这种抵触情绪之深。
然而，“到了绝境才采取防御性干预”才是自由市场中政府应起的作用
在自由市场中，政府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上届香港特首曾荫权的一段话可供参考，在回答“要不要限制内地人涌港买楼以平抑楼价”这一问题时，他说道：“楼市不能限制内地和海外买家，否则会扭曲自由市场，也可能违反国际条约。”他说“限制海外资金买楼不是不行，但只有真的到了绝境，才会考虑这个做法。”
而奶粉问题显然够不上绝境，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主任雷鼎鸣曾这样评价香港对奶粉的限购：有种说法是香港的奶粉市场已被庞大的来自大陆的需求扭曲了，市场机制不能正常运作，所以必要政府介入。这个论述其实十分荒谬，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世界早已进行着大规模的分工，一个如富士康的工厂就可以提供满足整个世界需求的苹果产品。奶粉没有理由是特例，更何况“奶粉荒”本就不存在。
更何况港府面对本就不是“纯市场问题”，干预更应谨小慎微
前文已经分析了，香港“奶粉荒”其是夹杂着民粹主义和排外情绪的，面对这样并不纯粹的“市场问题”，以行政措施介入商业活动更要适可而止，一旦矫枉过正，便可能得不偿失。
但港府最终却采用了“限购”这一消极恶劣的昏招。消极在于主动浪费掉香港品牌所带来的商机，给香港“自由市场”和“购物天堂”的招牌抹了黑。劣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后水客大可只带两罐奶粉，但多带其他商品，以降低蚂蚁搬家的成本，水货客的数量还可能会增加。昏则在于港府没有厘清民生和民粹主义的关系，选择了以“限购”顺应民粹主义这条路，放弃了市场。虽然这样在短期内会赢得民意，长期则是对香港的核心竞争力的疏远。
4、港府限购会令香港人和大陆人两败俱伤
短期看港人买奶粉变易，长期看香港人和大陆人都会因限购蒙受损失
限购政策的短期效果，无疑是可以立竿见影的保证了香港本地人的奶粉供应，自然，与此对应的是大陆人买到有安全保障的奶粉变难。而长期去看，由于限购限制了大陆人的需求，势必使得各大奶粉供应商对香港的供应收窄。对普通香港人来说，日后香港市场奶粉可供选择的丰富程度也会下降，而对经营奶粉的商人、超市和药店来说，更不用说，收入肯定会有所下滑。
香港大量药店都有专门的柜台出售奶粉，限购势必会使这些商户收入萎缩
更细的说，限制离境对那些长期在外工作或居住的港人也是一种巨大的限制，由于无论是自用还是馈赠朋友的奶粉，均在限制范围内，长期看也无疑会大幅增加其生活成本。使得不少港人要在奶粉安全和自由迁徙间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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