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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更新时间:2024-04-09 18:02:56
The Beginning

杜牧《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首先请你不假思索地回答两个问题:

1)目的和手段哪个更重要?

2)如果只能二选一,那么你愿意做一个高贵的失败者,还是做一个不要脸的成功人士?

在今天这样一个平民时代,我相信有很多人即便嘴上说手段更重要,但心里也会倾向于目的;即便嘴上说不介意高贵地失败,但心里还是羡慕那些凭着卑鄙伎俩赢得成功的人,反正成功之后会有足够的能力把自己的黑历史洗白。

1. 底线决定成败

乌江亭在今天的安徽乌江浦,传说是项羽兵败自刎的地方。

楚汉相争的最后关头,项羽被困垓下,在四面楚歌中带着仅余的八百多名骑兵突围,一路斩将夺旗,跑到乌江岸边的时候,身边只剩下二十多人。

乌江亭长早早准备好渡船,对项羽说:“江东虽小,毕竟也有幅员千里,人口几十万,您回到江东也足以称王。现在在这里,只有我手上有船,您只要上了船,汉军就算追过来也没办法渡江。”

但项羽笑一笑,拒绝道:“这是上天要让我死,我又何必渡江呢?况且当初我带领八千名江东子弟渡江西征,如今如果我只身回到江东,就算江东父老对我有感情拥戴我为王,我又有何面目去见他们呢?就算他们什么话都不说,我也抹不去心里的愧疚。”

这段对话是司马迁写在《史记·项羽本纪》里的,活灵活现。就这样,项羽带着最后的二十几名兄弟下马步行,和汉军短兵相接,重伤之下自刎而死

这一段惨烈的历史让后人反复写诗吟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

在杜牧看来,胜败乃兵家常事,总会受偶然性因素的影响。既然如此,男子汉就不应该计较一时一地的胜败得失。就算败了,正确的做法是“包羞忍耻”,不要让愧疚感和羞耻心压倒理性和勇气,何况在大后方的根据地还有那么多的青年才俊可以为自己所用。

如果项羽听从了乌江亭长的劝告上船渡江,将来很难说不会卷土重来,洗刷垓下一战的耻辱。创业这种大事,最需要的就是百折不挠的精神。

换句话说,项羽这一仗虽然败得很惨,但还远没到把老本输光的地步,只要保持赌局不散,永远都还有翻盘的机会。

话虽然在理,但我们很熟悉的诗里,李清照的一首《夏日绝句》讲出了相反的意见: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在李清照看来,项羽正因为不肯渡江,有这种铮铮铁骨在,才成为了令人尊重的人杰和鬼雄。如果他渡了江,那就不再值得尊重了。

两首诗貌似都有道理,那么项羽到底该不该渡过乌江呢?这是一个很经典的道德困境。

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换做刘邦,会不会渡江呢?答案是非常肯定的。他不但会渡江,还会把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全部抛弃在岸上甚至抛进江里,只求小船可以减重,逃命能逃得快些。

这种事刘邦真的做过,他在逃命的时候为了给车子减重,三番五次把亲生的一对小儿女推到车下。是驾车的人看不惯,又三番五次停下车把小孩子抱上来,最后几乎要和刘邦翻脸,这才保住了孩子。刘邦虽然气不过,但为了逃命,毕竟不敢得罪驾车的人。

2. 不同时局下的不同解

楚汉相争,项羽是楚国贵族后裔,从小接受贵族式的教育;刘邦却是平民出身,参加公务员考试,入职做了秦朝的基层管理干部,以流氓无赖的作风闻名乡里。

当两个人都成了创业家,还在同一个市场上竞争的时候,输赢的关键就是拼人品。

所谓拼人品,不是拼谁的人品更好;恰恰相反,谁的人品更差、底线更低,谁的赢面就更大。于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刘邦从来不在乎撕毁盟约、背信弃义,也不在乎父母妻儿的死活,更不信任身边出生入死的战友,待人接物也缺乏最基本的尊重和礼数。

你也许不能理解这样一位领袖怎么可能赢得支持,又怎么可能取得成功。但刘邦的无赖嘴脸自带一种领袖魅力,封官许愿给好处也从来都不含糊,反正等将来局面稳定下来,这些好处都还可以慢慢夺回来。

刘邦对秦朝也没有任何的深仇大恨,他甚至是这个新兴王朝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的目的比项羽单纯很多,心里只有创业这一个目标。目标既然单一,所有手段自然都是为了这个一个目标服务;对秦朝既然没有仇恨,做决策自然也就不容易被感情蒙蔽。

项羽却背负着国仇家恨,颠覆秦朝对他来说既是创业,同样也是复仇。两个目标有时候会发生冲突,怎样才是正确的抉择往往说不清楚,也往往会顾此失彼。

在项羽那里,复仇是最高尚的事业,创业只是复仇的副产品。但在刘邦那里,创业才是唯一的目标,复仇只是跟着大家一起喊出来的一句口号。

复仇是为了“义”,创业是为了“利”,到底应该重义轻利还是应该重利轻义?

在项羽那里,既然完成了覆灭秦朝的大业,“义”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接下来的楚汉相争无非是利益之争,不足以在一颗高贵的心灵里激发出百折不挠的耐受力。在乌江岸边保持尊严地战死,也不算什么不能接受的结局。

所以诗人们对项羽总是寄予更多的同情,还用各种话来挖苦刘邦这位成功人士。在这样的背景下,杜牧这首《题乌江亭》就显得格外标新立异,很让人看不惯。有人批评杜牧为翻案而翻案,只是博人眼球罢了。

但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杜牧的翻案当然也有着当代史视角之下的理由。

当时的唐朝已经因为安史之乱的后遗症变得不大稳固了,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中央朝廷的任何一次反抗几乎都以失败告终。所以,对自己的政治能力和军事才华非常自负的杜牧,当然更会看重百折不饶的精神。

同样道理,李清照那首《夏日绝句》也是为时事而发的:那正是北宋和南宋之交,金兵南下,宋朝君臣仓皇南渡,因此宁死也“不肯过江东”的项羽形象就显得尤其高大,也反衬出宋朝君臣格外的猥琐。

杜牧的诗在后世不断引起回应,最著名的例子,有北宋王安石的《乌江亭》: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王安石对杜牧的翻案文章再做了一次翻案,认为江东子弟疲于征战,已经不愿意再为项羽卖命了。

更加令人伤感的是明末清初之际张煌言的一首《过乌江》:

旌旗垓下亦堪翻,战士其如忆故园。

纵向江东收烬去,应无子弟到中原

张煌言是一位反清复明的义士,在接连败北的遭遇里产生出刻骨的绝望。他在追问自己:项羽旗下的战士们真的思念家乡吗?沦陷在清朝统治之下的大明子民真的怀念明朝吗?

项羽就算渡过乌江,怕也没有江东子弟愿意追随他了,就像自己打起反清复明的义旗,竟然没有几个人真的追随自己一样。

高贵的操守只存在于遥远的历史和古代圣贤留下的书本里。而那些熟读历史书和圣贤书的当代精英,早已经在心底最深处主动发生了知与行的分裂,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高贵的死亡不但得不到呼应,甚至得不到同情。

总结

只问原则、不计成败的贵族精神,同样也是古老的儒家精神,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逐渐让人只愿缅怀却不愿效法。每一位诗人看待历史,难免会用当下的视角来理解历史。所以,不同的时局,不同的境遇,总会导致不同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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