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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年，北宋与辽国签订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一举奠定了宋、辽之间的百年和平，但凡提及“澶渊之盟”，一般都会想到幕后功臣寇准，其实不然，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背后，还有些不为人知的小人物，也居功至伟。
一
979年，北宋开国20周年前夕，宋太宗吞灭北汉，最终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他的野心不止于此，还想一鼓作气，北伐幽蓟，夺回自唐末、五代以来失陷于契丹的所谓“幽云十六州”，一举恢复“汉、唐故疆”，实现完全统一，结果，却在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附近）一带，一败涂地。
宋太宗并不甘于此，986年，他命大将曹彬、潘美等分率三路大军，再次大举北伐，其计划是，先以东路军佯攻，牵制住驻守燕京（今北京）的辽军主力，同时，暗度陈仓，以中、西两路大军齐出，先收复云中（山西大同）等山后失地，再转而汇合东路军，最后，直取燕京。
这一计划史称“雍熙北伐”，但是，因为东路军争功，又受制于太宗的远程指挥，以致于进退失据，结果，在岐沟关（今河北涿州附近）先败于辽军，导致东路军全线溃败，而腾出手来的辽军主力却得以迅速集结起来，直扑西路宋军，以救援云州，孤军深入的西路军不得不撤出已经收复的城池，掩护前线军民撤退的名将杨业，即《杨家将》中的杨令公，在陈家谷遭遇辽军主力，一场激战之后，杨业及长子被俘，并绝食殉国。
“雍熙北伐”之后，辽、宋之间的军事对峙，一度陷入相持阶段，宋军接连遭遇挫败，再加上宋太宗的身心都备受箭伤的困扰，已经丧失主动进攻的雄心和意愿，与此同时，面对新生的北宋王朝，以及“雍熙北伐”给辽军防线带来的相对威胁，加上其自身统治区内其他部族的蠢蠢欲动，迫使辽国也将精力暂时用于稳定内部局势，尤其是西北、西南和东部边境，以便迎接大宋王朝的下一次重大挑战。
但是，997年，宋太宗病逝，宋真宗继位，宋、辽局势再生变数，北宋王朝内部的皇权争夺与更迭，导致甫一即位的宋真宗忙于稳定国内局势，巩固皇权，而无暇他顾，这对于守成的辽国而言，似乎是一次机遇，于是，专权擅国的萧太后反而选择了主动进攻。
自真宗继位以来，辽军几乎连年南侵，但是，前几次均为小规模的进攻，可以视为某种战略上的试探，直到1003年4月，辽军再次大举入侵，并在河北望都的交战中，大败宋军，并俘虏了北宋的前线将领王继忠，从而，为辽、宋关系的转圜带来了全新的契机。
王继忠，河南开封人，他和宋真宗之间的关系匪浅，是宋真宗的所谓“潜邸旧臣”，也就是说当宋真宗还是皇子时，王继忠就已经追随在他身边了，堪称是宋真宗的亲信和心腹。
王继忠洞悉宋真宗的心思，又熟知北宋朝廷内幕及宋、辽前线的防御策略，一旦被俘、降辽，宋真宗当时的微妙处境以及宋军的前线部署，一时间都可能会被萧太后洞若观火，同样，立国已近百年的辽国，早已不复辽太宗南下中原的雄心，而有意于和北宋维持某种均势，由此，萧太后对于辽、宋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北宋达成最终和议，想必已经有了十足的把握，所以，决定以身犯险，以战促和。
二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自宋太宗以来，北宋王朝在河北前线的防御辽军的军事策略及军事部署稍作分析，这也是充分理解“澶渊之盟”前后宋、辽局势及形势演化的关键所在。
南宋史学家李焘编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中保留了“澶渊之盟”前后，宋真宗和北宋前线将士的许多书奏往来，尤其是他和前线总指挥王超之间的信息往来，其中，我们可以窥见有关宋军的防御策略和部署的一些蛛丝马迹。
唐末、五代时期，中原纷乱不已，辽国趁机先后窃据了幽州、平州、云中一线，即今山海关至山西大同的长城沿线，由此，北宋立国之初，便已尽失燕山山脉及古长城防线，从而，使河北平原成为防御最前线。
但凡驾车经过京开高速的朋友大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北京南下，直抵黄河，沿途的河北平原基本上一马平川，而无险可守，考虑到辽军以骑兵为主，而宋军以步兵为主，宋军要想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阻击善于长途奔袭的辽国骑兵，简直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为此，宋军唯有因地制宜，人为地构筑起一道防线，作为凭借，一言以蔽之，宋军需要在关键的防御要地上，修筑起一系列牢不可摧的城池，作为防守的据点，囤积军需，然后凭恃这些人造的坚城作为有力的支撑，以便和辽军进行周旋，以持久的消耗战固守待援，或者等待山西方向的宋军穿越太行山，袭其粮道或攻其必救。
宋真宗即位以来，辽军来犯之敌多以袭扰、试探为主，并非辽军主力，因此，宋军沿白沟河的上游支流唐河一线部署，并以定州（今河北定州）为中心，与两翼的镇州（今河北正定）、高阳关（今河北高阳）形成犄角之势，只要三个支点之间相互救应，或者彼此配合，以牵制辽军，便可无虞。
宋军的这一防御策略，大体上是切实、可行的，之所以做如此部署，正是充分考虑到河北地区的地理形势，这一防线的西部为南北耸峙的太行山东麓，足以阻挡辽军，而东部（今河北霸州一带）连接渤海，其间遍布湖泊、水塘，“非驰骋鞍马之利”，同样可以阻滞契丹铁骑。
由此，在宋朝君臣的构想中，只要能坚守住这些据点，牢牢扼住唐河一线，辽军就不敢深入，即使偶有辽军绕过这一防线，也不足为虑，毕竟，城中守军还可以伺机出击，威胁辽军补给及其归路，使其无法深入。
但是，这一部署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宋朝过于仰仗这一防线，几乎将赌注都押在其中，而这一防线与黄河之间的广大腹地，则几乎毫无防备，原因可以理解，因为这是唯一可以坚守的防线，而这也是宋朝屡屡为人诟病的所谓“守外虚内”的原因之一。
1003年，北宋前线将领王继忠被俘、降辽，萧太后很可能因此获悉了宋军虚实以及以防御为主的军事策略，所以，1004年再次犯境，她以部分军队困住宋军重点防守的城池，却围而不攻，以此迷惑并牵制住这一防线上的大量宋军。
与此同时，萧太后与其子辽圣宗却亲自督率辽军主力，由名将萧挞览指挥，直扑黄河岸边的北宋重镇——澶州，给宋真宗一个措手不及和猝不及防，顺便补充一句，正是这位萧挞览擒获了王继忠。
三
其实，萧太后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自辽国擒获王继忠之后，便安排王继忠给宋真宗写信，主动表达辽国希望能和宋朝议和的愿望，但是，北宋朝廷或许对萧太后的战略意图捉摸不定，所以，宋真宗起初并未及时回应，最后，萧太后才不得不以身犯险，孤注一掷。
但问题是萧太后为何选择在这一时期做如此大胆的冒险？这其中也许还有另一深层原因，即北宋西北边境局势的风云突变。
宋太宗统治时期，党项人李继迁叛乱，而宋太宗正专心对付辽国，难免姑息，致使党项人进一步坐大，但是，1004年初，李继迁被河西吐蕃首领潘罗支射杀，北宋王朝的西北威胁解除，假以时日，必将集中精力对付辽国，这也是促使萧太后急于和北宋达成和议的原因之一。
萧太后决心以战促和，之所以突袭得逞，当时的宋朝人以及今天的读者一般都会归咎于宋军前线总指挥王超贻误战机，认为王超作为宋朝河北前线最高将领，没有果断出击，才给了萧太后以可乘之机，其实不然，王超正是忠实地执行了他与宋真宗事先制定的防御策略。
这一策略的核心精神，恰恰是坚守不出，避免和辽国骑兵正面对抗时的劣势和伤亡，等辽军久攻不下，疲敝不堪时，再伺机偷袭，攻其不备，一旦有部分辽军越过防线，则截其归路。
我们在批评王超不能及时回师南下的背后，恰恰暴露了萧太后此次贸然出击所面临的极度凶险，试想萧太后孤军深入，长途奔袭，一旦被宋军阻击在黄河北岸，背后又有王超统帅的二十万宋军精锐，以逸待劳，腹背受敌，萧太后何其危也？
当然，王超贻误战机，或许还和他的误判有关，作为常年驻守前线的将领，难免会形成某种思维定势，以为辽军仍像此前的游牧民族一样，南下的最终目的，也只不过是单纯的掳掠而已，因此，对于防守一方的宋军而言，避实击虚，仍然是最佳选择，孰料萧太后此举迥然不同，这一点让王超乃至整个北宋朝廷都措手不及。
四
1004年11月20日，在名臣寇准等人的强烈要求下，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并于26日抵达澶州，宋军士气一时大振，尤其是这一天的早些时候，宋军射杀了辽军主将萧挞览，萧太后一行愈发危矣，唯有与宋军议和一途，才有可能生还。
辽国名将萧挞览之死，无疑是这次辽、宋对峙的关键转折点，但是，有关宋军射杀萧挞览的经过，《续资治通鉴长编》与《梦溪笔谈》中记载了一些不为众人注意的历史细节。
这里涉及到三个人物，其一，即王继忠，其二为张皓，其三为周文质，三个人接力，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具体而言，王继忠向张皓透露了萧挞览突袭的重要情报，而张皓则将情报汇报了周文质，周文质果断一击，最终射杀了萧挞览。
关于王继忠，前面已有介绍，不再赘述，但有一点，王继忠败于萧挞览之手，并因此被俘，这让王继忠有了除掉萧挞览的动机，此举既可以为己复仇，又可以报答宋真宗的知遇之恩。
其次是张皓，《宋史》无传，但是，他有一个闺女，嫁给了北宋历史的一个大名人，从而，让自己有机会青史留名，他的这位女婿，便是北宋著名科学家、《梦溪笔谈》的作者、大名鼎鼎的沈括。
“澶州之役，（周）文质主北寨之西偏，会张皓自契丹还，言彼谋以迟明来袭，文质……为之备。顷之，敌暴至，文质出兵扞禦，其部以连弩射杀（萧）挞览。”
——《续资治通鉴长编》
正是这位张皓将辽军突袭的情报告知了宋军的北寨守将周文质，周文质不孚所望，一举射杀肖挞凛。
那么，张皓的情报又从何而来？源自他和王继忠的接触，萧太后南侵前，预作安排，让王继忠给宋真宗写信，暗示辽国有意议和。
宋真宗虽然猜不透萧太后的虚实、真伪，以致于并未马上做出回应，但是，这并不意味宋真宗丝毫不为所动，尽管朝廷没有派出正式使臣，却改由前方守臣派出一个小人物，主动去和王继忠接触，而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正是张皓，从而，才有了这一幕惊天大逆转。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沈酿川
参考资料：
1、《续资治通鉴长编》
2、《宋史》
3、《梦溪笔谈》
4、《虚实之间:墓志所见澶渊之盟中张皓事迹的“真实”与“塑造”》（仝相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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